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各项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完全能够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完全能够培养出大师。”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高校坚持立德树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21年，我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43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7.8%。在2019年我国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后，总规模又增加了328万人，毛入学率提高了6.2个百分点。尽管世界上多个国家在步入普及化初级阶段后，高等教育学生规模还会继续扩大，我国也会面临从普及化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的发展，但学术界和社会上对此还有一些不同看法，有必要进行讨论。
一、研究背景
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三阶段发展理论，是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回顾和总结分析，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肯定，但后来发现在西欧、日本等地“水土不服”，又进行了修正。该理论引入中国后，学界深入讨论，并在高等教育规划和预测等方面得到应用。
（一）国内文献简况
2022年1月28日，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高等教育大众化”为主题进行查询，有文献10542篇。其中，最早一篇见于1985年，介绍当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中日大学校长会议”上，筑波大学校长福田信之的观点，“大学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就不再是象牙之塔了”。随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文献数量不断增加，2008年达到峰值876篇，2021年下降到90篇。潘懋元先生发文最多（45篇）。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为我国高校1999年开始的规模扩招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多数文献较为关注15%的标准与实现，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为此，邬大光与特罗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交流，着力澄清对于大众化理论理解偏差造成的误导，强调应准确了解大众化理论的含义，把握其真正价值，大众化理论在我国不断完善与创新。
采用相同方法，以“高等教育普及化”为主题进行查询，CNKI收录文献773篇，仅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文献数量的7.33%。较早的文献发表于1990年，且数量一直增长缓慢，2021年才首次超过高等教育大众化为主题的文献数量。期间，别敦荣发表论文23篇，遥遥领先。同样，关于高等教育普及化，国内文献仍然侧重50%的定量指标，对于普及化概念及学生结构变化，还需认真研究。
（二）概念梳理
应辨析高等教育普及与普及教育、义务教育等概念。义务教育是国家用法律形式规定“对一定年龄儿童免费实施的某种程度的学校教育”，也称作“强迫教育”“免费教育”，其对应的英文为“CompulsoryEducation”；普及教育是国家对“全体学龄儿童实施某种程度的普通教育”，英文为“UniversalEducation”或“PopularizeEducation”。许多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普及教育的义务性质，称之为“普及义务教育”。1980年，我国就提出20世纪80年代全国基本普及小学教育的任务；1985年又提出在全国有步骤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
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与普及教育关于“普及”的含义有所不同，应避免将二者混为一谈。特罗用“universal”强调高等教育的普遍性、一般性，甚至全体性，也将高等教育的普遍入学（UniversalAccess）与开放入学（OpenAccess）区分开来。一些国内文献将普及化英译为“Popularization”，更加突出普及化的活动和过程，对于受教育人的年龄没有限制，也不限于普通教育。特罗也多次使用“平民主义”（Populism）一词，强调高等教育普及化削弱了精英阶层、价值和特权（Prerogatives），认为应更为广泛地入学（BroaderAccess），并把这样一种观念与大学服务社会的“威斯康星”理念联系在一起，还将高等教育普及化、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并列使用，认为这些词组的指向相同，都是强调破除高校正规教育与终身继续学习之间的藩篱，把高等教育融入日常生活之中。而欧洲一度关于高等教育“宁缺勿滥”的观念，反映了对于精英主义的喜好和平民主义的厌恶，甚至有观点认为，“为最大多数人开设的大学‘根本就不是大学’”。潘懋元指出，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上大学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到了大众化阶段，则作为“一定资格者的权利”；步入普及化阶段后，已成为“人的社会义务”。这里的“义务”，是与“特权”和“权利”相对，更多的是指在政治、法律和道义上应尽的责任和工作中应完成的任务，英文为“Duty”或“Obligation”。二战后，美国大量退伍军人接受高等教育，促使“任何人都能进入大学学习的观念”深入人心，“大学不再是培养少数精英人才的场所”。
厘清上述概念，有助于认清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特征，在继续关注学生规模扩大的同时，深刻认识生源多样性的趋势。非传统学生，特别是成人学生数量的增加，不仅影响到高等教育学生规模的预测方法，也会促进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完善和观念的转变。
（三）学生规模预测、规划与结果
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引入我国后，其理论和实践得到了应用和发展，也增进了高等教育评价对于数字指标的喜好，而毛入学率作为定量指标比较直观和易于考核，政府部门和诸多文献都将其作为高等教育规划指标和发展目标。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规划目标或规模预测，早期大多低于实际值。伴随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把握及预测水平的提高，近年来规划的精度有所提升，如2015年、2020年的规划目标，仅滞后实际值1年。（见表1）
高等教育规模预测理论与实践还在进一步探索中，对此不可妄自菲薄。美国高等教育已走过380多年的历程，在前200多年里，“高等教育狭隘的服务理念”阻碍了高校的发展壮大。1870年，高校注册学生仅6.3万人；1909年，注册学生增加到35.5万人，1939年进一步扩大到149.4万人，但一直处于精英化阶段，对于高等教育规模预测的研究也不够深入。美国政府和学界在二战之前可能并未预计到高校学生的激增，以及大众化阶段的快速到来，1949年高校注册学生达到265.9万人，是1939年的1.78倍；更未曾设想20世纪70年代之后高校学生能够继续增加，并很快步入普及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克尔、特罗、阿特巴赫等知名学者都认为美国高校注册学生数量将减少，卡内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委员会预测大学生注册人数将减少5%~15%。事后证明，这些预测都错了。
1991年起，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CenterforEducationStatistics,NCES）每年公布授予学位的预测结果，但误差较大。1996年对2004—2005学年的预测结果低于实际值13.29%，2000年对2009—2010学年的预测值低于实际值21.64%，而2009年对2018—2019学年的预测值误差下降到8.88%，预测精度有所提高。2013年，NCES开始公布学位授予高校注册学生数的预测结果，2013年对当年的预测值仅高于实际值1.08%，而对2019年的预测值则高于实际值14.68%。同时，2013年及之后历年对2019年注册学生预测值的误差呈下降趋势，2019年的预测值仅高于当年实际值0.46%。
1970年，美国学位授予高校注册学生858.1万人，1980年增加到1209.7万人，2010年达到峰值2101.9万人，2020年回落到1899.2万人，（见图1）NCES预测，2021年后高校注册学生人数将有所回升，2025年为1993.4万人、2030年达到2048.2万人。
通过NCES公布的美国18~19、20~21岁的人口数据，并用22~24岁人口数据的1/3作为22岁人口值，三者相加可以得到高等教育适龄人口（18~22岁）的数量。用学位授予高校注册学生人数除以适龄人口数，就得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70年为47.5%；1974年为51.3%，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初级阶段；1987年达到65.8%，步入普及化中级阶段；1997年达到78.8%，在即将迈进普及化高级阶段时，由于高校注册学生人数增幅低于适龄人口增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出现下降；2002年达到80.9%，2010年达到峰值94.4%。1970—2010年间，只有6年出现负增长，但2011—2020年间有7年都比上年下降，2020年为88.7%。
二、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预测与结果比较
国内文献对于高等教育规模预测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应用了多种定量分析方法，力图克服预测不准的问题和困难，有些方法能够较好地回归历史数据，短期预测的精度较高，但中长期预测的方法还不是很成熟。笔者对我国“十四五”末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行测算，并对不同方法的预测结果做比较。
（一）毛入学率增量外推
采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增长量进行趋势外推，是一种简捷有效的方法。“十三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了11.7个百分点，如果“十四五”时期保持此增幅，2025年将达到69.5%，进入普及化中级阶段。
（二）GDP因素
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人才需求，同时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资源保障。但GDP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之间的年度变化，并非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通过绘制1990年以来二者历年散点图，其3阶多项式的相关系数（R2）达到了0.985，（见图2）高于指数、对数、线性、乘幂的相关系数。如果“十四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5.5%，用图中公式测算，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高达92.6%，即2022年起毛入学率每年提高8.7个百分点，可信度不高。
同时，通过图2中的公式计算1990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实际值相比，有14年的误差值（%）高达两位数，（见图3）误差的绝对值年均11.76%。可见，通过GDP预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方法还要进一步完善。
（三）人口因素
同样，人口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之间也非简单的线性关系，3阶多项式的R2为0.993，（见图4）以此计算1990年以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计算结果与实际值的误差有3年在两位数以上，（见图3）误差绝对值的年度均值为4.86%，要小于通过GDP测算的结果。
用图4的公式预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关注人口增幅的变化。2021年，我国人口141260万人，仅比2020年增加了48万人。如把时间尺度向前延伸，2017—2021年间我国人口年均增速为0.22%，如后几年保持此速度，2025年将达到14.25亿人，将此值代入该公式，届时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59.7%，结果偏低，2022年就可能达到。如果人口出现负增长，用上述公式计算的毛入学率将会下降，可能与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不符，需建立新的测算公式。
（四）适龄人口因素
适龄人口是计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分母，在预测毛入学率时更加直接。但关于适龄人口的定义并不一致，早期有文献用18~21岁或18~23岁，而NCES用18~24岁，进行比较时需注意统计口径，目前我国采用18~22岁。我国教育部网站的统计数据，从2008年开始公布精度到万人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以此除以当年的毛入学率，可以获得适龄人口的数据。如2008年总规模2907万人，除以当年的毛入学率23.3%，则适龄人口为12476万人。
通过适龄人口来测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见图5）2008—2021年的14年间，测算结果与实际值误差绝对值的年度均值为3.49%，精度高于GDP和人口的测算结果。
2011—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年均9184万人。依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给出的人口与出生率数据，计算1989—2002年的出生人口，再计算在此期间每5年人口之和的年均结果（10249万人），二者相除为89.61%；用此值乘以2003—2007年的出生人口之和8011万人，2025年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将进一步下降到7178万人，以此用图5中的公式测算，届时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63.2%。
（五）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与适龄人口双因素
通过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与适龄人口双因素测算，可以同时兼顾这两个变量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影响。2017—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年均增加130万人，可以测算出2025年将达到4951万人，再除以当年适龄人口的测算数（7178万人），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69.0%。
（六）不同测算方法结果比较
采用趋势外推的方法，受到“五年”规划政策变化的影响较大。一方面，自我国“八五”规划时期以来，各五年规划期之间毛入学率的年均变化较大，最低年均增长0.9个百分点，最高达到3.3个百分点，（见图6）2021年又比上年增加了3.4个百分点。如果用“十一五”规划时期（2006—2010年）毛入学率的增幅外推“十二五”规划指标，2015年的结果低于实际值10.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对于毛入学率能否持续保持如此高的增速也有不同看法。
通过单因素测算，用GDP测算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最大，（见表2）可能难以实现；而用人口测算的结果最小，2022年就可能达到，两种方法的预测结果相差1.55倍。通过适龄人口测算毛入学率的结果高于人口测算结果，似乎偏低，可能2023年就能达到。
双因素法的预测结果与毛入学率增长量趋势外推的结果仅相差0.5个百分点，（见表2）“十四五”期间如果高校招生政策没有大的调整，这两种方法的预测结果可能会与实际值比较接近。
三、完成规模目标与促进结构优化
“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继续下降，如果高校招生政策不做大的调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也将进一步增长。因而，毛入学率还会继续提高。邬大光主张，应“正确认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内涵和本质，准确把握体系与结构的变化。”
（一）规划目标与完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司于2021年12月25日发布消息，指出设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有利于扩大我国人才培养规模和人力资源供给规模，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2019年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25年达到60%、2035年达到65%的目标。
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7.8%）离上述2025年、2035年的目标值分别只相差2.2、7.2个百分点。2022—2025年，毛入学率只需年均提高0.55个百分点，就能达到60%；每年提高1.8个百分点，就能达到65%。可见，上述规模目标可能会提前实现。在关注数量指标的同时，还应进一步优化结构。正如特罗指出，应更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概念，从早年关注适龄人口入学的比例，转向强调更多的人在家或工作场所参与终身学习。
（二）生源结构的多样
高等教育规模是优化生源结构的基础，规模增长使得生源多样性特征更加凸显；而生源的多样性也为高校带来更多的学生，促进规模进一步扩大。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美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一些预测出现偏差，原因之一在于对人口结构与生源结构的变化预判不够，特别是对非传统（Non-Traditional）学生的快速增长估计不足，对美国高等教育面对学生意向和市场需求的响应度和灵活性认识不到位。
一是适龄人口下降低于预期。2000年，美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为1990.1万人，比1980年下降8.00%，降幅要低于一些预测，主要原因是适龄人口中少数族裔移民大幅增加，部分抵消了白人的降幅。二是高校少数族裔学生增加。非洲裔、西班牙裔和亚裔学生分别增长了56.34%、209.89%、241.50%，而白人学生仅增长了6.40%。三是女性学生增加。1980—2000年，美国学位授予高校女生的数量增加了34.30%，增速为男生的2.74倍，使得在此期间女生在高校学生中的占比提高了4.7个百分点，达到56.10%。四是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提高。2000年，有63.30%的高中毕业生进入高校学习，比1980年提高了14.0个百分点。五是成人学生增加。2000年，35岁以上的大学生达到294.2万人，比1980年增加了85.56%。
另外，高校非全日制学生比例提高。1970年，美国高校注册学生中非全日制学生占比为32.22%，2000年提高到41.06%。其中，2年制高校学生中，非全日制学生占比从47.02%提高到62.73%。美国就业人口中，学位层次越高，参加成人教育的比例越大，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有65.50%参加职业教育课程、92.90%参加非正式学习。
相比较，2020年我国普通、成人、网络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各有3285万人、777万人、846万人，分别是2002年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时的3.64、1.39、7.82倍。伴随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进程，加之继续教育政策的完善调整，成人高等教育的需求还会进一步增强，将会促进毛入学率的提升，并进一步改变在校大学生的结构。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但在人口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些共性现象，美国高等教育的前车之鉴，在研究我国未来发展趋势时值得关注，但这并非主张向美国看齐，而是可以从横向比较的视角，观察我国高等教育学生规模继续扩大时的结构性特征，既要遵循高等教育自身的规律和逻辑，也应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不能照猫画虎、刻舟求剑，而应未雨绸缪、防微杜渐。
（三）学位结构与重心
美国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之前，在体系结构方面就试图摆脱精英化教育的束缚。1900年，美国仅有4%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进入高校学习，但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主要特征几乎均已显现。研究型大学、赠地学院、初级学院、州立高校、私立营利性高校的出现，改变了美国传统私立非营利高校占据优势的局面，大学职能从单一性向多元化转变，高等教育呈现出多样性、多层次、多类型的特征，也为学生规模增长奠定了体制基础。
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程度及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除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还应观测高等教育净入学率、每10万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每10万劳动人口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等指标。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加之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早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相对较少，人力资源相对指标可能还有差距。2020年，我国18岁以上人口中具有大学专科学历的11073万人、本科9363万人、研究生1076万人，每10万人口中分别为7842人、6631人、762人，合计1.52万人。同年，美国18岁以上人口中，拥有最高学位为副学士的2546万人、学士5579万人、硕士2386万人、博士（含第一级专业博士，以下同）807万人；每10万人口中拥有最高学位为副学士的7718人、学士16912人、硕士7233人、博士2446人，合计3.43万人。
相比较，我国18岁以上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为美国副学士学位以上人数的1.93倍，其中：大专学历的人数是美国副学士学位人数的4.35倍、本科学历人数是美国学士学位人数的1.68倍，而研究生学历人数只有美国硕士、博士学位人数之和的33.71%。每10万人口中，我国大专学历的人数略高于美国副学士学位人数（1.02倍），本科学历的人数为美国学士学位的39.21%，研究生学历的人数为美国硕士、博士学位人数之和的7.88%。
人力资本是人才培养多年的积累，需及时优化教育结构。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看，我国2020年的数值与美国1975年的相当，而该年美国在校大学生1118.5万人，仅为我国2020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的26.73%。但从学位结构看，2020年我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与研究生在校生的比值为11.47，如果计入成人、网络教育学生，该比值会更大，而1975年美国在校本专科生与研究生的比值为7.43，2018年又降到6.47。
尽管我国每年专科毕业生、授予本科学位的数量早已超过美国，授予硕士学位的数量也将超过美国，但2020年我国授予博士学位65585个，只是美国1974—1975学年的77.25%、2018—2019学年的34.97%。（见表3）我国授予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在总量中的占比也都低于美国，而且学历层次越高，差别越大。另外，2020年，我国授予的硕博学位的比值为10.71，而美国1974—1975学年为3.50、2018—2019学年为4.44。综上，我国高等教育的相对规模和重心均低于美国，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还需继续扩大规模和优化结构。
另外，“十三五”时期，我国稳步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规模，科学调整研究生培养规模和结构。2020年，66.25万硕士毕业生中，专业学位硕士生占到55.77%，比2016年提高了13.09个百分点；但6.62万博士毕业生中，专业博士毕业生仅占4.03%，比2016年（4.20%）还略有降低。2020年，博士招生11.60万人，其中专业博士占到11.82%，占比有所提高。相比较，从1971年开始，美国授予的博士学位中，一直是专业博士学位的占比更大，1985年授予的专业博士学位是学术博士学位的2.06倍。
四、结语与建议
20世纪末，世界上已有20个国家（地区）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2018年进一步增加到76个，其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于80%的有26个。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一些方面验证了特罗的高等教育三阶段发展理论，也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当前，在继续关注高等教育学生规模增长的同时，应认真研究和推进其结构优化。
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增长量进行趋势外推简洁实用，复杂问题简单化有时意味着易行和有效，但也需考虑高校招生政策变化的影响和周期性变化。通过对GDP、人口、适龄人口等单因素预测毛入学率，一方面应在测准自变量上下工夫，另一方面也应加强对于不同方法的相互比较，避免先入为主和认识偏颇对预测结果综合研判的不利影响。高等教育总规模与适龄人口双因素法的短期预测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也应关注人口和教育政策变化的影响，适时调整对自变量的预测。
同时，鉴于高校中非适龄学生人数与比例不断提高，建议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的统计指标，更加深入和全面地反映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学生结构和人力资本状况，进一步提高预测水平，为规划编制与计划工作提供更为科学的参考依据。
当前，创新驱动发展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中正在发挥重大作用，对于各种人才需求更加迫切。2020年，我国高中阶段（包括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1276万人，有1071万人参加高考；当年普通本专科招生967万人，占到报考人数的90.29%、高中阶段毕业生的75.78%，上大学难的矛盾已经大大缓和。与此同时，研究生教育的供需矛盾则更加凸显。2021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达到377万人，但只有27.78%的考生被录取，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高考录取率。2022年，硕士生报名人数再创历史新高（457万人），如果录取人数不能相应提高，录取率还会下降。
从全球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看，学生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应有之义，是提高一个国家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人力资源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伴随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缩小，将进一步提高我国劳动者素质，更好地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人民接受教育的需求、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特罗强调，美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功能和结构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中美两国具有不同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比较有助于鉴别差异和特点，通过预测可以预见未来发展的态势，厘清相关概念，探究内涵式发展的逻辑和规律。高等教育普及化将产生革命性的后果，学生规模增长在引发学生结构变化的同时，各种类型的学生采用多种方式接受高等教育，也带来了对于高等教育认识和态度的变化。高等教育不再是人生学习生活的终点、学制层次的塔尖，而只是像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一样，作为终身学习的一个阶段。
要从人口大国迈向人才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充分认识和发挥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中国特色，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培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切需要的德才兼备高层次人才。为此，建议完善符合教育规律和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结构，优化高等教育学历层次体系，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促进研究生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更好地与人才需求数量和结构相适应、相协调，与经济社会需求和发展相吻合、相衔接：充分认识研究生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适度超前布局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坚持职业教育的教育类型定位，发展多种层次和形式的职业教育，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完善成人教育政策法规体系，拓展非学历教育和非全日制教育，鼓励和激励终身学习，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和构建学习型社会多做贡献。稳步扩大学生规模，提升学历层次结构，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提升高等教育竞争力，高质量迈向高等教育普及化中级乃至高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