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导致高等教育国际化步入摇摆期。积极应对时代挑战、把握发展机遇，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入良性轨道是世界各国政府与大学的历史使命，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时代担当。在国际形势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要在新发展理念与思路的指引下，及时调整教育对外开放策略，打造高等教育国际化新格局，为世界高等教育共建共享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一、迎接挑战：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时代难题
人类社会是各种人与自然因素影响的复杂系统，时代前进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困难和挑战。当前，国际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飞速发展使得高等教育赖以生存的基础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各种挑战接踵而至。步入新的发展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四大挑战。
（一）新冠肺炎疫情泛滥下的教育分隔
在疫情时期，世界各国为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采取了入境管控、旅行限制、校园管控、健康监测等措施。这些举措虽然对阻隔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对学生的跨国流动和校园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自2019年12月我国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后，许多国家对我国留学生采取快速入境管控反应。如截至2020年2月16日，共有133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采取不同程度的入境管制措施，其中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等对我国留学生采取严格的禁止入境措施。旅行限制导致春节期间回国的大批留学生被迫滞留国内。
2020年3月中旬，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而海外疫情大面积爆发，世界卫生组织（WHO）3月11日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可定为“大流行”。出于对生命健康的担忧，海外留学生回国人数直线飙升，出现“留学生回国潮”。为防止疫情输入，我国对来华留学生也采取了入境限制。
为防止疫情传播，各国陆续采取校园关闭措施，导致“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教育中断（DisruptionofEducation）”。为不间断学习，全球留学生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隔式教育现象，以此方式实现留学生“停课不停学”。分隔式教育采取完全分隔式和部分分隔式两种形式。完全分隔式教育利用网络平台完成课堂、作业、考试等所有学习环节，学生彼此的物理空间和学习环境彻底分隔。部分分隔式教育的课堂教学采取在线教学方式，合作学习、交流讨论等互动环节通过线下方式进行。在短期内，分隔式教育将成为全球留学生普遍的学习形式。
依赖在线教学手段的分隔式教育在特殊情况下发挥了持续学习的作用，但这种形式的教学效果难以有效保证。其分隔程度越大，对学习的挑战越严峻。一项针对疫情中实行在线教育的5所公立研究型大学的2万余名本科生（国际学生占8.8%）、近8000名研究生（国际学生占18.5%）的问卷调查发现，分隔式教育面临的三大主要障碍分别是缺乏学习动机（54%的国际学生本科生和56%的国际学生研究生）、缺乏生生互动（44%和55%）以及在线学习效率低（42%和40%）；不同国家的留学生难以按时参加网课（38%）也成为学习的主要障碍。同时，接受完全分隔式教育的国际学生不仅面临部分分隔式教育的共性问题，而且还需应对时差引发的精神状态不佳、焦虑孤独无助等负面情绪加剧的挑战。
（二）狭隘民族主义思潮下的逆全球化
美国学者卡尔顿·海斯指出，“民族主义意味着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忠诚超越于其他任何对象”，它不可避免地具有排外性，表现出竞争和对立的特征，因强调本土化而反对全球化。近年来，民族主义思潮持续活跃，国际社会甚至出现了狭隘民族主义与极端主义的现象，进而加剧了全球化的退潮。自2010年起，“民族主义”连续十年入选“人民论坛中外年度十大思潮排行榜”，其中3次位居榜首。从认识基础看，持续数年的民族主义回潮是导致逆全球化的思想根源。有学者指出，“欧美右翼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形成了民粹民族主义”，使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愈演愈烈。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全球化包含贸易、资本流动、人口移动、知识和技术传播四方面。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主导下的逆全球化现象在这四个领域都得到清晰的反映。对教育国际化而言，其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人员流动、知识和技术传播。以美国为代表的某些西方国家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采取限制知识交流、技术封堵等手段，阻碍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一方面，为防止他国超车，“发达国家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总是有所保留，特别是在军事科研和其他先进技术领域，总是极力限制外国学生和学者涉足”，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演变为排外主义；另一方面，部分美国民众批评美国高等教育过于追求外向型和全球性，质疑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否能解决本地社会需求，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愈发持怀疑态度。
可以预见，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将长期存在，摇摆现象也将长期持续。倘若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持续泛滥，国际交流合作会受到不利影响，教育国际化也将难以持续推进。“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由民族和文化多样性带来的教育合作交流多元化是大势所趋。教育国际化应坚持多边主义与多元化导向，秉持开放包容合作的胸怀，摒弃狭隘民族主义偏见，化解文化、信仰矛盾所导致的信任危机，共同促进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三）信仰冲突环境下的信任危机
在信息传播快捷的全球化时代，多种矛盾导致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持续发酵，加剧了业已存在的信任危机。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Gallup）的“全球宗教信仰和无神论指数”显示，全球有63%的人口信仰宗教，22%不信仰宗教，11%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不同宗教的背景、性质、目标、内容等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世界宗教冲突由来已久，局部地区随社会、民族矛盾而愈演愈烈。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具有本质区别，无神论与有神论之异预示着信仰冲突与信任危机。同时，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当前不同信仰之间需要互相理解与沟通。为此，我国采取“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处理与宗教界的关系，以规避信仰冲突造成的信任危机，促进政治、经济利益的一致，为教育国际化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四）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伦理危机
随着科技突飞猛进，人类正迈向人工智能时代。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泛在智能化生活、学习、工作、交往等新图景正在不同地区、领域逐步显现。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正不断介入教育理念、教育过程、教育方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年3月、5月分别发布《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两份重要文件，提出“发展智能教育”的新议题。然而，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能促进教育发展与变革，但也潜藏着各种各样的伦理危机。人工智能作为新的存在体，随着自身不断发展以及不断深入人类社会生活，将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内容和方法构成严峻挑战。目前，人工智能教育主要分为“智能教学系统、智能学习平台、智能教育机器人、智慧校园”四类。首先，师生隐私与数据安全已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人工智能的超级泛在将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人与知识共生”，人类自身的数据安全正面临巨大威胁。随着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发展，人类自身的地位和价值也可能会受到其潜在威胁。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工智能一旦失控，制造物反转式威胁制物者”。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中的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和机遇》中指出要注意“数据采集、使用和传播的伦理和透明度问题”。其次，人工智能难以确保正确的价值与行为选择。人机交互可以提高学习效率，但也有可能导致学生出现人际情感疏离和社交障碍，人工智能所建构的智能学习模式不利于人的个性化发展，人被技术异化或机器取代的危险悄然出现，我们必须反思人工智能教育在人类全面发展中的存在价值。再次，数字鸿沟可能导致新的教育不公平现象。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速度不同、地区分布不均，非但不能缩小已有的差距，还将加剧教育和社会竞争中的“马太效应”。可见，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教育的“以人为本”原则成为智能时代的新命题。为此，欧盟2019年4月发布《可信赖的AI伦理指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1年12月发布《全球AI伦理建议书》，以避免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问题。
这四大挑战是未来教育国际化面临的重大考验。从当前教育国际化实践看，形成国际共识与实践合力困难重重。在教育成为国际公益事业之前，不同合作方的利益诉求容易产生矛盾与冲突，理念、制度、队伍、资源等发展元素也难以满足教育国际化的新时代需求。迎接挑战、破解难题成为各国必须面对的共同使命。
二、适应变革：教育国际化的转型机遇
社会发展是新陈代谢的过程，教育国际化正是在这种社会演化的过程中不断迎接新的发展机遇。当前，教育国际化具有以下四方面重大机遇。
（一）国际经济社会大变革引发教育国际化结构重组
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等思潮的相互矛盾与斗争中，国际经济社会结构重组已成为时代必然，其重要表现之一是国际经济社会正逐渐走向区域合作共赢。目前，“全球范围内涉及亚洲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协定数量已占总数的一半以上，亚洲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已经形成”，世界经济重心加速向亚洲转移。2020年11月15日，东盟10国、东亚3国及大洋洲2国共15国签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占全球1/3的经济体量，超过欧盟和北美自贸区，成为全球最大的自贸区。RCEP的签署是“东亚区域合作极具标志性意义的成果”。有的学者认为，“全球经济将在未来的五到十年进入‘亚太时代’或‘亚洲时代’”。RCEP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教育服务贸易，为教育合作交流提供新的平台。“逆全球化不是全球经济的倒退，而是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体系的重建。”随着去世贸组织与新型合作体的出现，新的国际合作圈将为教育国际化带来新的合作空间，块状协作与利益分享将成为教育国际化新的合作形态，全球留学地图或将发生重大调整。
（二）智能科学发展将催生教育国际化形态重塑
“教育国际化具有跨境教育和在地国际化两种形态”。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创新技术突破时空限制，为教育国际化形态重塑，尤其是“在地国际化”提供了极大便利。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远程教育和在线会议的普遍程度前所未有。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2020美国门户开放报告”（OpenDoors2020Report）统计，“美国2020—2021学年招收的100多万国际学生中，有20%转向在线学习”。许多教师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在线学习行为分析，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指导，帮助学生个性化学习。世界各地的专家和学者也纷纷利用Zoom、钉钉等具备直播、保存、回放等功能的软件，在线参与学术商讨与合作。
（三）人类共同难题将引导教育国际化领域聚焦
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需要全球各有机组成部分的齐心协力才能维持其运行的有序性与稳定性。面对“地缘政治的动荡、金融市场的脆弱、劳动力市场的变革、生产率增长的减速、失业率的攀升、贫穷的困扰、不平等的扩大、自然环境的不断退化以及社会的迅速老龄化”等全球性共同难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202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融入世界：为了未来生存的教育》报告中指出，“‘人类世’不仅预示着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而且也证实了人类和自然的历史、命运和未来密不可分”。“在‘人类世’时代，全球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迫切需要世界各国科学家们通力合作，进行‘大科学’项目研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世卫组织的领导与协调下，多国开展了包含研发、临床试验、生产、分配及援助在内的全方位疫苗合作，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每一个国家的参与。
大学是知识与技术创新主体，世界性难题的解决需要发挥全球高等教育的思想智囊作用，凝聚全球的智慧与力量攻破难关，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开拓与共享人类共同的未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尼古拉斯·德克斯指出，“现在，我们在应对突出的全球性挑战和机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世界各地的高校合作、协调和分享知识的能力”。拉瓦利埃（Larivière）等学者认为，“科学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汇集跨学科研究团队的集体智慧，其合作产出的结果比孤立研究人员进行的研究具有更高的共识水平和潜在的更大的认知价值，同时又适用于所涉及的每个领域”。可见，世界高等教育界越来越认识到全球大学必须联合起来，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观，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打造世界高等教育共同体。
（四）人口全球流动将促进教育国际化需求增长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出于自我发展需求的全球性流动非常活跃。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移民工人全球估计》统计，“2017年全球约有1.64亿移民工人（migrantworkers），相比2013年的1.5亿，增加了9%”。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IS）统计，“2017年全球国际学生人数超530万，相比之下，2000年有200万”。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造成负面影响，但人口流动的内在需求并没有消退，全球经济合作依然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选择，教育国际化是全球化社会的重要基础与内容。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5年发布的“2030全球发展议程”中将全球公民纳入了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之一，全球公民教育（GlobalCitizenshipEducation,GCED）成为世界教育改革的全球性议题。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在地国际化，教育国际化的需求勃发。通过打开国门，留学生在全球流动的浪潮中成长为全球公民。通过在地国际化，“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全球社区中的一员，并利用他们的技能和教育为该社区做出贡献”。
三、谋划未来：教育国际化的时代重塑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以学术为主线的跨国活动过程。社会发展背景、国际教育活动目标与内容的变革必然要求组织重塑，而组织重塑也必然带来国际教育活动性质与方式的改变。面向未来，我们必须根据时代大变革趋向，进一步深入反思当前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体系能否适应未来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进一步科学谋划新时期我国教育国际化的战略定位，重塑教育国际化的新格局、新形态、新路径。
（一）四维协同：重构国际高等教育合作新思路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要进一步优化整合价值、目标、项目、资源等组织要素，探索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新思路。
1.以多样性为基础的教育价值引领。教育国际化的黏度与效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值引领。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指出：教育和知识是全球共同利益，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必须将“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文化和社会多样性，以及为建设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实现团结和共担责任的意识”作为教育的基础和宗旨。高等教育国际化必须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需要，以“平等、合作、共建、共享”为核心价值诉求与最终旨归。国际合作参与主体应平等相处，通过互补性、非排他性的运行方式，在国际合作交流中提升教育质量、实现共同进步。
2.以融合为目标的导向驱动。融合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立足点与基本途径。尽管不同国家教育国际化的基础与需求有差异，但只有融入新的国际协作体，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融入世界教育共同体的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要把握好尺度、速度与力度，努力做到三个“结合”：一是融入国际高等教育共同体的步伐与我国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相结合，为实现国家战略需求搭建国际化平台，协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二是融入国际高等教育共同体的目标与国内高等教育建设要求相结合，在国际高等教育坐标系中审视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短板，形成切合我国实际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模式；三是融入国际高等教育共同体的人员流动、学术交流等显性指标与理念、制度、文化等隐性要素相结合，全方位提升我国建设国际高等教育共同体的能力与影响力。
3.以项目为抓手的最佳实践。项目合作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基本形式，也是促进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有效途径。2010年，OECD与世界银行《跨境高等教育：一条能力发展的途径》报告提倡，通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学开展紧密的项目合作，推动教育输入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飞跃式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类型从单纯输入国迈入了输入国与输出国并存的发展阶段，为拓展国际化项目奠定了更宽广的基础。为提高效率和影响力，项目提出与实施要注意以下几个环节：①完善顶层设计，积极立足国际大局，不断开拓与深化我国与合作国家的友好关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②增强多元性，主动对接我国经济社会、教育科技等领域发展需求，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方合力，为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③发挥溢出效益，深化合作项目的育人、科研、社会服务等功能，促进我国高校办学能力与竞争力的提升。
4.以资源为支撑的集聚效益。资源支撑和共享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要全面权衡国内外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势和短板，有效利用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的牵引作用，强化资源的整合集聚效应，加强信息化资源、隐性资源等交流与融合。在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消化、吸收和优化过程中，既弥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短板，又提高内向型与外向型国际化资源的使用效率。
（二）三位一体：重构国际高等教育合作新框架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基于多元文化背景、不同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的教育活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围绕科研、教学、治理三个核心环节，通过国际化核心板块再造，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组织重构。
1.构建国际科研协作体：促进知识与技术创新。科研能力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国际科研组织再造是提高人类整体创新能力的助推器。当前，无论是应对全球性难题，还是提高全球科研效能，都迫切需要构建全球性的课题攻关协作体，搭建国际联合研究平台，形成全球性学术交流机制，整合各国相关领域科研工作者的力量，实现全球优势科研资源汇聚，提高科研创新能力。目前，我国科研合作水平是国内合作比例高于国际合作。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高等院校要积极创造条件，突破理念、制度、基础等各种障碍，提升国际科研合作机会与能力。当前要着力打造基于共建共享的科研协作体，尤其聚焦以下四个领域。
（1）国际联合攻关项目。国际联合攻关项目是发达国家推进世界尖端技术创新的重要经验。如近80个国家和地区7000多名科学家参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项目。根据我国国家战略需求，在分析不同类型科研项目的迫切性、复杂性、必要性与国际协作可能性的基础上，设计一批世界联合攻关项目，确立有关项目的阶段性目标，组织资源大力推动项目实施。
（2）国际联合实验室。实验室是科学的摇篮，创新的发源地。国际科研协作经验表明，国际联合实验室往往是复杂科学的前沿地带，在汇聚科技精英与发挥创新辐射作用等方面独领鳌头。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科研合作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随着国际竞争加剧，我国国际联合实验室建设受到西方国家的限制与打压。在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必须主动把握与创造机遇，汇聚资源与机制合力，创建高层次国际联合实验室，服务打造世界创新中心的战略任务。
（3）国际高端人才中心。国际高端人才是推进前沿研究的主力军。美国等国家纷纷通过特殊引才政策吸引全球高端人才。如英国实施高级人才招聘计划，每年高薪聘请50名世界顶级科学家。针对某些西方国家对我国人才引育的封闭政策，我们要及时采取有效的破壁政策，构建关键领域国际高端人才中心，促进全球高端人才资源的循环与共享。
（4）国际创新协作体。创新协作体是促进知识创新与技术推广的重要载体。如：欧洲核聚变研发创新联盟（EUROfusion）、欧洲量子工业联合体（EuropeanQuantumIndustryConsortium，QuIC）等汇聚欧洲各类企业、风投、大学、研究所等相关机构协力合作创新。针对“卡脖子”技术等发展难题，我国要抓紧谋划未来，打造多元主体参与的国际创新协作体，完善国际协作交流机制，扩大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平台，开创知识创新与技术应用的多赢局面。
2.打造国际教学联合体：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国际化人才是人才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基础与核心竞争力。对什么是国际化人才，人们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从整体上看，与本国人才相比，国际化人才具有跨国属性与使命，必须具备从事国际活动的全球公民素养、专业知识与创新能力、学术活动组织能力、多元文化理解与沟通能力、国际规则掌握与运用能力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国际化人才的地位与作用也不相同。随着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国际化人才既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运行主体，又是未来国际社会发展的创新主体。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亟需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必须加快国际教学联合体建设，提升全球化人才培养的规模与质量。
首先，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培育具有全球意识的世界公民。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各国公民摆脱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人类共同繁荣的价值与身份认同。国际教学联合体要把人才培养置于全球化的时空框架中，将全球化元素融入各国民族与公民教育，增强学生国际价值认同与全球化思维，提升其应对未来国际社会变革能力。
其次，打破创新资源时空限制和制度藩篱，集聚整合教育创新要素。国际教学联合体建设要紧扣大学的创新特性，以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资源与创新要素的联通与循环为生命力，加强各高校资源的流动与融合，由教育资源互补逐步转向教育资源共享，提高国际化人才培养效能。国际教学联合体建设要以资源循环再生为基础，推动高校有效共享教育资源。
再次，构建国际化人才培养计划，推动跨国教育机制有效衔接。不同国家学校教育体系具有较大差异性，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目标、内容、方法、管理等要求也不一致，国际人才培养方案衔接是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难题。国际教学联合体要以高质量、标准化为导向，系统拟定国际化人才培养计划，实现由联合培养向联合学位、由学历学位认证向学历学位互认、由学分银行向学籍互认的转化。
3.组织国际治理共同体：提高教育治理效能。构建国际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际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组织基础。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深受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没有一所高校或学者能独自解决所有的教学科研难题，共同治理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实选择,需要构建国际高等教育治理共同体，在全球范围内对各国高等教育进行系统性重组和组织性引导，通过凝聚国际组织、各国政府、高等院校等多方合力，整体提升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治理能力。国际高等教育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功能是发挥各国大学的资源互补性优势，将各国高校优秀师资、高端设备、管理模式等优质教育资源融入世界资源循环体系，优化调整教育资源结构，放大教育资源的国际共享价值，促进资源的循环与再生，发挥资源集聚优势与溢出效益。国际高等教育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架构是履行治理能力的重要载体。在“共建共享”的全球化理念指导下，根据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当前迫切需要构建国际大学合作联盟、国际大学仲裁委员会、国际大学治理联合会等不同类型的组织机构，组织开展国际高等教育合作项目，制订国际高等教育治理规则与体制机制，协调国际高等教育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