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发展演变，世界格局正在重塑，国家之间尤其是传统强国与新兴大国间的竞争博弈进一步加剧。科技人才，特别是基础科学和高精尖技术领域的战略科技人才是决定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变量，是国家间博弈争夺的主要目标，而战略科技人才的选拔、培养与使用是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涵盖自主培养与海外引才的复杂系统工程。本研究分析了全球战略科技人才竞争的国际背景，梳理我国战略科技人才培养、储备与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主要国家参与战略科技人才竞争的路径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我国战略科技人才培养与吸引的建议。
一、当前全球战略科技人才竞争的基本背景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当今世界战略科技人才竞争有着复杂而深刻的时代背景，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对人才战略提出新要求，国家保护主义的上升使“走出去”的人才培养路径受到挑战，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让更多国家走入人才竞争“中心圈”，国际人才流动呈现多向度的特征（见图1）。
1.新工业革命对人才战略提出新要求
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以“人、机器、资源智能互联”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加速推进。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新工业革命下的产业类型多为“换道超车型”，其特征是产品、技术的研发周期特别短，而研发的关键投入是人力资本。也就是说，未来产业对传统产业依赖性降低，各国都有赢得竞争优势的可能性，而人才是决定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人才工作必须把握战略主动，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
2.有限全球化下人才国际化培养面临新挑战
当前，在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大国博弈加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复杂多变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化正在从“超级全球化”转向“有限全球化”，后者是建立在主权经济体之上的全球化。这种发展趋势反映了国家保护主义的上升，以往占据主流的全球一体化价值逐渐让位于基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小圈子文化价值。这一变化也拓展到教育和科研领域，很多国家对国际科研及教育合作交流加强了限制，甚至出现了“阵营化”“集团化”趋势，对各国科技人才的国际化培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我国而言，“走出去”培养人才和把人才“请进来”都面临新的挑战，需要重新规划设计，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采取多种方式开辟人才走出去培养的新路子”。
3.新兴国家崛起打破人才竞争国际格局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处于人才国际竞争中心地位的国家范围正在逐渐扩大。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发布的《2021年IMD世界人才排名报告》（IMDWorldTalentRanking2021）显示，2017—2021年，西欧经济体虽然在人才排名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东亚经济体呈现上升趋势，北美经济体则有所下降。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发布的“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按照得分变化将参与的经济体划分为四个方阵，2021年进入人才竞争第一方阵的中上收入国家增加到四个，分别为中国、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和俄罗斯，而2020年只有马来西亚和哥斯达黎加。这说明人才竞争的传统国际格局被打破，欧美国家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为国际人才竞争带来新变量。
4.国际教育新趋势给人才竞争带来新机遇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以及数字技术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下，国际教育显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一是国际学生流动呈现多向度性。随着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国际学生的目的地选择越来越趋向平衡多方面因素，而不再是单一的教学质量。另外，国际事件也影响国际学生的流动方向。研究显示，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2008年的全球金融衰退以及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曾导致国际学生流动出现三次大的波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美英等国家的政治局势变化正在推动国际学生流动的第四次波动。二是国际教育形态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联合课程、联合学位、微课程、微文凭等更加灵活多样的形式将会进一步发展。这两个发展趋势正在打破以往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教育格局，对其他国家参与国际教育和全球人才竞争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二、我国战略科技人才现状与问题
明确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处于世界何种水平、科技人才培养与储备有何特点及问题，能为人才战略提供清晰的参考蓝图。近年来，我国科技研发投入和基础创新能力快速提升，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稳步上升，从2012年的第34位快速上升到2021年的第12位；2021年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达27864亿元，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达到2.44%，已接近OECD国家疫情前2.47%的平均水平。可以说，我国已经步入科技创新快速轨道，一些前沿领域进入并跑、领跑阶段，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大国。但是，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国在科研人才规模结构、后备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等方面还面临着不少问题和制约性因素。
1.研发人员绝对规模大但占比低
“十三五”期间，我国R&D（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①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超过7%，从2016年的387.8万人增长到2020年的509.2万人，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凸显了我国科技研发工作人员突出的绝对规模优势。但是，我国高层次科技研发人员占人口比重相较一些创新强国差距明显。据世界银行2022年6月最新数据，各国每百万人中R&D研究人员②比重最高的是韩国，为8714人，其他前十位国家依次是瑞典（7930人）、丹麦（7692人）、芬兰（7527人）、新加坡（7287）、挪威（6699）、冰岛（6088人）、荷兰（5912人）、新西兰（5854人）和奥地利（5751人）；中国在有统计数据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51位，每百万人有1585名R&D研究人员，仅相当于瑞典的1/5（见图2）。
2.基础学科科研人才培养需进一步优化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各国博士生培养规模和学科结构是国家科技人才储备情况的重要指标。我国2019年博士毕业生62578人，仅次于美国的73923人。从结构看，我国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理学门类博士授予数为13562人，占比22%。而根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主要国家2019年“自然科学、数学和统计学”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数为美国17696人（占比23%）、英国8981人（31%）、德国8078人（28%）、法国4535人（34%）、俄罗斯3307人（18%）、澳大利亚2189人（23%）、加拿大2037人（26%）和韩国1925人（13%）（见图3），可见我国基础学科博士培养规模仅次于美国，占比接近主要国家平均水平。但从人力资源总体质量看，我国每百万人口中拥有博士学位人数44人，远远低于英国375人、德国336人和日本120人。同时，我国博士培养还存在院校布局不够合理，培养模式和学位类型相对单一，过程管理、分流淘汰等质量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整体“大而不够强”，受就业限制、分数导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基础学科并没有成为很多学生的第一选择。
3.科技后备人才培养存在短板
一方面，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重心过高，贯通不足。基于天赋智商、成功智能等多维标准界定的超常儿童、英才青少年是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来源，对这类群体的研究和教育主要发达国家已经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形成了多种较为成熟的甄别和教育模式。而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整体重心过高，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展开，且目前高校拔尖计划和强基计划覆盖面小，贯通性不足。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主要在高中阶段，义务教育阶段只有极小规模的学校自发实验和地方零散化项目。整体而言，我国拔尖人才早期培养尚未与国际接轨，实践也缺乏系统科学的理论模型和方法论指导。
另一方面，青少年科学教育还存在明显的短板。青少年时期是学生创新素质发展的黄金期、非认知能力养成的敏感期，青少年科学教育是培养战略科技人才的重要基础工作。相关监测显示，我国青少年随着年级升高，科学学习兴趣明显下降，动手实验能力、综合应用能力和高阶思维能力培育不足。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结果显示，我国学生科学成绩名列世界前茅，但对科学领域的职业期望却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大部分学校没有专职科学教师，县级以下小学科学教师专职化比例仅为16.1%。农村和边远地区科学教师人数严重不足，质量亟待提升。也有研究指出，我国科学教育内容的组织及活动大多以知识传授为中心，与科学教育目标、国际科学教育发展趋势以及塑造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的教育理念不尽相符。
4.海外引才举措系统性不足
海外科技人才是各国人才战略的重要目标群体。长期以来，我国海外引才主要依赖吸引留学人员归国，途径和方式相对单一。海外引才专项计划在近年来日益加剧的国际斗争博弈中受到冲击，对海外华裔科学家群体也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留学教育是吸引海外青年人才的重要途径，但相比于世界主要留学目的国，来华留学目前整体规模小、学历层次低、专业较为局限，且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来华留学生在华就业服务体系。相比于主要发达国家全链条的国际引才方式，我国对国际科技人才来华求职、就业、创业和生活缺少系统的规划、完善的管理服务及有效的保障支持体系。2021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TCI）显示，中国“吸引人才”和“保留人才”两项指标分别排在全球第78和70位，远低于其他指标表现；我国北京、上海等科创核心枢纽城市外籍科技人才占比也远低于世界其他知名大都市，我国对国际科技人才的吸引力亟待提升。
三、重点国家战略科技人才竞争路径分析
大变局之下，世界主要大国都在强化科技人才战略，既注重发挥优势禀赋，也积极立足现实问题强化人才培育、补齐人才短板。了解美、英、法、德、日、韩、俄、印等主要国家战略科技人才竞争路径，对我国研判国际人才竞争形势、强化我国战略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吸引力提升有重要参考意义。
1.美国：基于全面竞争优势持续吸纳外源性人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逐步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确立了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在政治、经济、外交全方位形成突出优势，出台了强化研究、创新和人才竞争力的系列政策，消除了移民限制，建立了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基础研究体系和充满活力的工业创新体系，也抓住了量子力学和信息技术革命的重大机遇，站到了世界科学前沿。这种全方位的优势让美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成为全球科技人才流动的主要目的地，源源不断地吸引来自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和科技人才，这些人才在美国高度自由和市场化的人力资源体系中得到良好发展，有力支撑了美国基础科学、前沿科学和工业体系的持续创新。所以，美国的科技人才库是全球性的，可以在留学、工作、创业、科研的各阶段以及创新链条的各环节面向全球持续吸引所需人才。
美国历年诺贝尔奖得主很大比例是移民；20世纪80至90年代，印裔和华裔技术移民占据美国科技公司工程师及创业者群体的1/3；当前美国大约60％最具价值的科技公司由外来移民及其子女创立。美国拥有最多世界一流大学，是全球最大留学目的国，2000年以来，各层次留学生规模稳步增长，2019年达到顶峰（见图4）。科学和理工技术（STEM）领域高层次留学生很大比例继续留在美国，2016年美国工程专业、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持有临时签证的比例超过一半。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生活成本大幅增加，加之2017年后特朗普政府实施一系列“美国优先”政策的影响，美国对国际留学生和科技人才的吸引力有所下降，留学生规模增长停滞，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更是大幅下跌。但相比于其他国家，美国在全球科技人才竞争中的相对优势依然非常突出，其外源性的人才吸引模式也将继续延续。
2.英法德：传统优势基础上加强人才定向吸引
英国、法国和德国历史上都曾是世界科学中心，当今也是最具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的大国，GDP总量、创新指数居世界前列。无论是基础科学、应用研究还是产业技术研发，三国都有领先世界的优势领域，也都有相当数量的世界一流大学、顶尖科研机构和引领型企业，是全球主要留学目的地和科研高地，对区域和全球科技人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近年来，面对产业升级、国际科技竞争加剧、人口老龄化加速等挑战，三国不断调整高等教育、留学、科研、就业及移民政策，积极吸引科技人才。
一是积极发展国际留学市场。英国20世纪80年代确立了市场化的留学教育政策，多年来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留学目的地。法国和德国并不以留学经济作为高等教育重要财政支撑，但21世纪以来也持续致力于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引领欧洲高等教育和科研一体化进程，积极吸引全球人才，提升国家教育和文化影响力。近年来，德国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吸引留学生最多的非英语国家。
二是定向吸引高层次科研后备人才。博士层次特别是STEM学科的留学生对英法德三国而言是重要的科技储备人才，三国都通过奖学金、岗位聘任等多种方式，面向全球招募博士生。法国博士生群体中外籍学生占比超过40%；2000—2019年，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数量从1926人增至5688人，在全部博士毕业生中占比从7%上升至20%（见图5）。英国2020年发布《英国研究与发展路线图》，推出“全球人才签证”，允许高水平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无须工作邀请就可获得英国移民签证，并延长留学生毕业后在英居留时间。
三是建立国际化科研社群。三国科研体系中外籍人员占比较高，法国高校外籍讲师和副教授占比16.2%，外籍教授占比11.2%。2019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5065名外籍工作人员中一半获得长聘职位。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20898名工作人员中34.0%来自海外，科研人员54.9%来自海外，首席科学家和研究团队负责人37.1%来自海外，外籍博士生比例高达59.3%。相比于其他社会部门，三国科研机构聘任制度和组织文化对国际雇员非常友好，外籍科研人员可以获得较好的待遇保障和职业发展。
四是持续拓展国际教育科研合作。三国专门针对国际博士后人员、青年和资深科学家设置多种资助项目，如德国洪堡基金会国际研究者项目自1957年设立以来先后邀请27位诺贝尔奖得主赴德从事研究。三国广泛引领和开展国际合作，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在120个国家有6000多家合作机构和3000多个合作研究项目。跨境办学也是三国拓展国际影响、吸引后备人才的重要途径。2021年，英国高校在50个国家的海外办学项目共有近50万学生注册在学。德国高校海外数百个联合办学和课程项目共有2万多学生，很大比例毕业生选择继续赴德深造。
3.日韩：以国家战略提升科技人才竞争力
日本和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后实施科技立国战略，抓住新技术革命契机，实现经济腾飞和科技创新能力迅速提升，成为经济和科技强国。当前两国致力于通过国家战略来提升科技人才规模质量，并积极吸引国际人才。
一是全方位强化科技人才战略。日本政府2021年发布《第6期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2021—2025）》，以超智能“社会5.0”为目标提出强化人才培养的系列举措，包括提高博士研究生和科研人员待遇、增加科研岗位、提高女性科研人员占比等，更要通过加强中小学科创教育、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等强化人才培养。韩国出台《迈向2030年人才强国——科学技术人才政策中长期创新方向》及数个人才计划，分别针对科学家、青年科研人员、女性科研人员、国际人才、青少年科学英才等不同群体给予专门支持。韩国2016—2020年间科技人才培养相关财政投入较之前四年增加70%，科研人才规模、工程师供给持续增长，理工科博士毕业生数增加20%，科研论文被引率、优秀人才流失海外指数也有极大改善。
二是积极利用国际资源，派出培养与海外引才相结合。日本向海外派出参与科研交流合作人员数量逐年增长，2018年达到17.7万人；搭建“人类前沿科学计划”等国际科研平台，吸引海外科研人才来日本研究交流，2018年，赴日从事短期和长期研究的海外人员约35万（见图6）。韩国提出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计划，吸引海外专家来韩从事教学科研；2011年实施新《国籍法》，放宽永久居住权，出台不同类别人才引进计划，为长短期赴韩工作的海外韩裔及其他国际科技人才提供便利条件；2010年启动韩国全球奖学金计划，留学生规模从2010年的8.4万人增至2019年的16万人，扩大近一倍。
三是加强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2020年，日本已有217所“超级科学高中”；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也针对高中生建立“全球科学校园”，为中小学生建立“小博士培养塾”，强化数理科学能力培养。韩国制定了完整的英才教育综合计划，科学英才教育与高校理工科专业升学贯通；构建中小学数字教育体系，面向各年龄段学生提供定制型人工智能课程；建立500余所“人工智能未来学校”，试点开展未来数字教育。
4.俄印：自主培养并积极拓展国际合作空间
近十年，俄罗斯和印度两国均出台科技强国战略，希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机遇，促进产业升级，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整体研发能力有限、人才吸引力不足的现实条件下，两国结合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传统和地缘政治的特点，积极探索参与国际人才竞争的有效路径。
一是创建世界级高校和研究中心，在地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印度长期支持大学、研究机构与海外机构、高科技企业合作，如印度理工大学对标世界一流院校，通过多种形式引进师资，与英特尔、IBM等世界高新科技公司开展科研合作。俄罗斯以专项资金支持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2010年以来，通过实施“大型资助”项目创建315所高水平实验室，吸引来自36个国家的海外俄罗斯学者111人、国外学者165人，39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占项目学者总数的64%以上。
二是以灵活机制吸引海外人才回流环流。俄罗斯建立海外人员数据库，运用各种机制与海外俄裔科学家保持联系，结合签证、科研奖励等制度，通过多种形式吸引俄裔科学家回流，或以参加科研项目等形式在居住国和俄罗斯之间环流。印度则通过海外人才计划、“印度裔卡”、“海外印度人公民身份”等政策向海外印裔人才提供回国或参与合作研究的便利。
三是留学生政策侧重周边国家。俄罗斯奖学金政策向苏联加盟共和国倾斜，相关国家学生占在俄留学生总数的70%；同时奖学金政策与移民、就业政策相配合，为技能人才在俄就业、生活提供便利。留印学生主要来自周边国家，而且呈现稳定增长态势，2016年来自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和阿富汗等印度周边国家的学生占40%，2019学年这一比例提升至64%。印度还实施“印度留学计划”，通过奖学金吸引来多个东盟成员国学生。
四、我国参与战略科技人才竞争的路径选择
在国际人才竞争愈加激烈的大背景下，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但是，强调人才自主培养绝不意味着自我隔绝。尽管逆全球化潮流涌动，但知识的全球传播、扩散和国际科研合作主流趋势不可逆转，国际合作的需求更加紧迫。应参考主要国家经验，统筹人才培养与引进，谋划布局教育科研开放新格局，以开放合作助力战略科技人才培养，不断夯实和提升我国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人才优势。
1.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的顶层设计与政策协同
国际经验显示，战略科技人才的培养、吸引、保留和使用有赖于跨部门的协同联动和全链条的服务支持，我国也需加强人才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协同。国家层面，破除条块管理障碍，高位部署，财政、外交、科研、教育、人社、工信等各部门强化协同，统筹规划战略科技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培养模式、引进渠道、评价方式、管理体制、发展保障等各方面改革综合推进。教育系统层面，进一步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法规制度建设，细化合作办学、跨境办学管理制度，完善来华留学管理服务，强化合作项目质量保障，健全数据统计，加快完善学位互认框架协议，为通过国际合作提升人才培养和吸引能力提供有力支撑。地方层面，必须加强人才政策横向统筹，克服地方保护主义，避免粗暴人才争抢和不切实际“加价”追求“帽子”，构建人才流动健康生态，促进人岗匹配，让优秀科技人才扎根最合适的岗位安心工作。
2.优化布局推动高校务实开展国际合作
高校承担着战略科技人才自主培养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参与国际教育科研合作、吸引国际科技人才的关键主体。应鼓励和支持高校与科研机构开阔视野，消除大国迷信，在全球范围拓展合作伙伴，开展务实合作。特别是在“五眼联盟”国家之外，积极开拓与其他发达国家、对华友好国家和“关键小国”在优势专业领域的科研和教育合作。发挥优势，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精准投放来华留学奖学金资源，适时开展跨境办学，深化科研合作，提升中国教育国际影响力，吸引更多科技人才来华交流和参与合作研究。鼓励和支持科研人员、教师、研究生参与双边、多边科研合作，锻炼和储备具有国际素养的科技人才。学科领域方面，优先聚焦国内紧缺学科专业和“卡脖子”技术领域，在合作办学、公派留学、国际科研合作等方面与国际一流教育科研资源进行精准对接。
3.创新机制在地培养国际化科技人才
立足本土，加强世界级科技中心和国际化科研社群建设。“双一流”建设高校应率先制定和实施在地国际化战略，突出优势特色，面向全球招聘和引进优秀师资，提升学生国际素养，强化科研人才培养质量，创造开放包容的科研环境和组织文化，提升“在地”培养和吸引国际一流科技人才的能力。
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重大意义，利用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建设等契机，在中外合作办学体制、优质国际教育科研资源引进、海外引才配套政策、区域教育协同发展等方面积极创新，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促进区域内以及面向国际的教育科研资源要素互联互通，推动国际一流高等教育集群建设，打造高等教育和科研对外交流合作的平台和枢纽，提升国际化科研人才培养和吸引能力。
4.精准研判系统推进科技引智工作
评估我国高端科技人才引进政策实施情况，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借助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精准研判人才需求。建立完善海外人才数据库，统筹规划海外引才引智工作。鼓励和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面向全球招聘人才。改革高校及科研机构人事聘任和科研评价机制，跨部门协作为海外人才提供灵活的移民、出入境、居住管理、就业创业、家属安置、子女教育等服务，为各国来华工作和交流的科技人才创造良好的科研、生活环境，吸引海外留学人员、优秀华人科学家回流或环流。探索“数字游牧民”引智机制，通过支持远程参与科研，拓展科技人才引入渠道。加强全链条来华留学管理服务，建立来华留学就业支持体系，延长优秀留学生留华时限；加强来华留学校友网络建设，向留华校友提供交流、科研、工作、生活等方面的专项支持。
5.提升科研后备力量培养质量加强保障
夯实科技人才自主培养“基本盘”，适度扩大博士教育规模，招生指标向基础学科和紧缺专业适当倾斜，紧密结合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优化博士教育的区域、院校和专业布局。着力提高博士培养质量，加强基本科研能力训练，强化过程评价，严格毕业考核，落实淘汰分流，加强学位论文抽检追责。拓展博士生多元资助模式，持续提高博士生资助水平和生活保障。客观认识博士毕业生多元就业的合理性、必然性及其对提升企业、社会各部门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加强博士生职业准备训练和就业服务支持。
6.降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重心加强贯通
进一步改革中小学教学和育人模式，把科学精神、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的培养贯穿基础教育全过程。加强中小学专任科学教师的培养和供给。借鉴国际经验，在中小学阶段系统进行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甄别与培养。加强顶层设计，研究制订英才教育规划政策，探索建立专门组织管理机制，健全教育体系与模式、加强专门研究与资源支持，构建校内外结合、多元主体合作的拔尖创新人才共育体系，改革教育评价和升学选拔机制，强化拔尖人才跨学段贯通培养。
进一步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建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制定实施基础研究人才专项，长期稳定支持一批在自然科学领域成绩突出且具有创新潜力的青年人才。进一步深入推进“拔尖计划2.0”及“强基计划”，聚焦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志向、兴趣、知识与能力培养并重，选拔培养有远大志向、报国情怀、立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